旧社会的事儿，说到底就是一个“苦”字。你可能想象不到，像我爷爷奶奶那点日子，就是靠着山坡上的几块薄田，土里刨食，一年到头，粮食也就那么点，勉强让一家老小不至于挨饿。谁家还有几个学问人，那得是祖坟上冒了青烟。更多的孩子，从小就被生活推上了“打短工、做长工”的路，哪能挑啊？饿肚子才真是往心窝子里扎。
再怎么说，男人总得扛活养家。要说我父亲，他也是被命运“推着走”的人。出生在1926年，还没到能干重活的年纪，饭碗都得凭自己去拣。十三岁的孩子，论理还在村边追小鸡、光脚丫捉蝴蝶，但那一年，父亲已经成了当地刘财主家的长工。每天清早揉着惺忪的眼，赶着骡子进地，下午回来，再牵着那倔脾气的牲口往回走。人家地主家大宅门，长工小马仔，谁也是一步一个脚印熬出来的。
老家那会，乱世人心不定。其实，不光是土匪，兵匪杂牌、青红帮、地头蛇，全都横行，哪都有他们的影子。有一年秋末，父亲刚从地里收工，天擦黑，村头就出了事。那天，恰好有一支自称“义军”的武装在村里借宿，说是抗租抗粮，可谁也不敢把他们当好人看。头头是个外号“大眼儿”的瘦子，身后跟着一伙游手好闲的年轻人，脾气都很暴。
父亲赶着骡子往村口走，没成想那群人突然兴起，有个小个子，“补丁儿”裤兜里揣着明晃晃的匕首，他盯着牲口打赌，看骡子“会不会踢人”。父亲刚想绕开，却被这一伙瞪了个正着。“嘿，小子，叫你骡子打个滚儿！”说着那人抄起树枝，朝骡子屁股戳了下。骡子受惊，结果后腿一蹬，踢得那人嗷嗷叫，瘸着躺地上嚷嚷。
这下队伍炸了锅，把父亲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有人大喊：“这小子心眼坏，敢让牲口踹兄弟！”嘴辛辣的甚至就要扭打。几个婆娘在远处偷偷看热闹，小孩子们不敢靠前，生怕也惹祸上身。
眼见着气氛越闹越猛，眼看父亲就要被拉去“处置”，幸亏村口赶巧过来个背盐的黑瘦汉子，见情形不妙，嘴快地劝道：“娃娃还小，都是糊涂事！赔点盐罐子就算了，哪值为这点小事伤人性命！”话虽如此，可江湖规矩不是讲理的。黑汉子见实在说不动，急忙溜去通知地主刘家。
地主刘老爷可不是省油灯，听闻是“自家长工闯祸”，当即带了两瓶陈年土烧，赶着家里那条大黄狗找上义军的头目。“大眼儿”打量了刘老爷几眼，身边有老伙计插话：“刘老哥素来仗义，不是那等糊涂人。”几番话以后，大眼儿也不再较劲，不过要了点油盐和烂棉被，算是给兄弟“压惊”用。
其实，那年头，这种事常有。地主多半嘴上说“惜才”，其实也知自己家长工命贱，真闹大了也是自家损失。到头来，你看着不过是几个弯子，其实就是“拿钱消灾”：地主老爷也舍得这口软财，把事儿摆平，日子还得照常过下去。
这些世道翻转的阴影，也没在父亲身上留下什么刻意的烙印。他自己憨厚着，说起那次还笑：“要是骡子踢歪点，今天就没咱们家后来的热闹了。”可那年家里人哪能笑得出来，奶奶腿都吓软了，靠墙一直念叨“祖宗保佑”，那一夜家里谁也没合眼。
很多年后，岁月突然转了弯。日本鬼子进村扫荡，乡里响应号召，组织抗日自卫队。父亲当时十八岁，已然壮实。就靠着胆子大，枪法不错，街坊左邻纷纷出力把他推成了小队长。打过几次小仗，人也变得老成稳重。那段时间，村里头风气也变了，土匪、地痞——也都不是原来的派头了，见着熟脸都点头哈腰，生怕糟了自家命。
等到解放后，天下真安稳下来了。父亲退了兵，被调去城里一个没啥油水但谁都想去的单位——民政局。他也不是那等“走仕途”的人，可当地不少小百姓知道，去了找他，总能办成点“事儿”。这种温和劲儿，是小时候在地主家地里练出来的，谁的难处都知道，哪儿该推，哪儿要拉，都有分寸。
说来也是机缘巧合。早些年刘地主本来没看上父亲这个穷长工，巴望把闺女许给县里教书匠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家道早段，家中女眷也是识大体的。那时候，父亲刚好打仗立了点小功，村里流传一句半玩笑式的顺口溜：“有胆的娃娃，媳妇自己来啦。”最后父亲成了刘家女婿，左邻右舍都说这叫“地里刨出来的好命”。
闲话说多了也未必全信，但谁细细想想都明白，不是自家长工命好，是那个年头从底层翻身成头脸人物，得踩着多少险路。夜里听老人掰扯旧事，窗外风吹着猫头鹰叫，屋里人心头却只剩一口暖：一家肥水流了自家田、闺女竟真嫁给了长工，这人情事理，搁到今天，还真是说不圆。
我们这个家，也就这么一路踉跄走过来。最让我念念不忘的，其实不是父亲最后“混成了干部”，反倒是他总在饭桌上讲的那些小故事——什么“骡子踢了一下，十年后多了个女婿”，什么“地主老爷嘴毒心软，明里狠暗里花钱”。大风大浪里，每个人心里都藏着条自己的退路。穷人巧妙，大户人家也没人真糊涂。
写到这里，我其实总犯嘀咕。咱家这一段段过往，还有多少能被人记住？当年那头倔骡子还在吗？地主家的陈年土烧磨成了几多杯凉茶？父亲走得晚，可许多他轻描淡写过的小事，却像一粒粒石子，时不时在我心头泛起圈儿。你说，人生的好命，究竟是命好？还是遇上的人和时候，刚好就对了眼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