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前361年，秦孝公初即位执掌大秦，面对列国纷争的局面，颁布诏令寻求强秦之策，并许诺“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”，“公孙鞅闻是令下，乃西入秦”，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，受封于商，是为商鞅。商鞅变法，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基础。这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求贤令。

无独有偶，五百余年后，建安十五年（210年），曹操也颁布了一道诏令。

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，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！及其得贤也，曾不出闾巷，岂幸相遇哉？上之人不求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，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“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”。若必廉士而后可用，则齐桓其何以霸世！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？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，唯才是举，吾得而用之。

这是更加著名的一道求贤令，短短百余字，曹操运用了数个典故，请求世人为自己推荐贤才，而且非常明确的告诉世人自己“唯才是举”。所以后世之人在研究三国历史的时候，这个标签也始终在打在曹操头上，是肯定曹操行为的一个重要论据支撑。

那么，到底是什么促使曹操颁布了这一诏令呢？

一、选官制度的奔溃

汉武帝时，在董仲舒的主导下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自此儒学在朝堂占据了绝对优势。在治国方面，董仲舒推崇“以德治国”，建立了以察举制为主的选官制度，即察举孝廉、茂才（即秀才，后避刘秀讳改茂才）。茂才是孝廉中的佼佼者，所以察举制的基础是孝廉。所谓孝廉，即孝敬父母，廉洁公正，这是以德治国的选官制度的主要表现。

举孝廉是郡国地方长官的主要职责之一，担负着为大汉培养人才的重任，“郡口二十万举一人”（《后汉书·百官志》），也就是说，以大汉巅峰时期不足六千万的人口数，每年产生的孝廉不过二三十人。郡国长官如何在这二十万人中找出谁符合这个条件并举荐上去？只能靠当事人的名声。名声越大，越有机会被知晓，才有机会进入大汉统治阶级。

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机会，想要名声远扬，需要的不仅仅是孝道、廉洁，如果不是特别突出能感动别人，谁会愿意为一个不相识的人去扬名。想要扬名，就必须与人结交，耗费财力物力，显然，对贫寒之家来说，是不可能做到的。

察举制建立之初，或许能公正的选择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世家门阀逐渐形成，在地方形成垄断，再想要察举出贫寒之家的人根本不可能，即便有，也是与世家豪强有关联，或者是被推举出来典型，以证明察举制度的公正性。

光武中兴，是靠着地方豪强的支持，自此以后，世家在大汉落地生根，再不复当初大规模迁徙豪强以戍陵邑的壮举。东汉中后期，皇帝年幼登基，宦官、外戚相继弄权，中央朝廷对地方的控制急剧下降，土地兼并日益严重，“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无立锥之地”，所谓的察举权力完全被地方世族豪强垄断，如袁术，出身“四世三公”家族，少年时名声很差，却被举孝廉。诸侯割据局面形成后，更是完全失控，如孙权，十五岁时就被举孝廉，当时的吴郡太守是朱治，孙坚的旧部，而此时江东掌控在孙策手中。

可以说黄巾起义后，察举制已经是名存实亡，曹操平定北方后，深感人才不足，所以重新制定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迫在眉睫。最终，他颁布了求贤令，“唯才是举”，不计德行。

二、社会风气的变革需求

东汉中后期，随着外戚、宦官交替专权，士大夫的抱负无法施展，于是逐渐形成了以太学为中心的“清议”风气，以期通过臧否时政、品评人物来影响时局，如汝南许劭兄弟的月旦评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。但最终未能如愿，以致部分人更加消极，逐渐向着“清谈”方向转变。

不同于“清议”，清谈于时局无益，而是士大夫养望的一种手段，通过玄学的辩论来提高自己的名望，进而谋求出仕为官。其始于东汉晚期，魏晋时期达到巅峰。建安十五年，曹操已经统一北方，是最大的诸侯，占据了最广的地域，想要继续发展壮大，就必须任用实干型人才，所以颁布求贤令，广纳贤才，以期推进社会风气的变革。

三、解决现实问题需要

大汉选官制度早已奔溃，但直到建安十五年，曹操才颁布求贤令。

不是曹操不想早点执行，而是现实让他无从选择。

曹操的出身不好，宦官之后，天然就被排斥在世家之外，所以曹操起兵之初，除了一众亲族的支持，就只有陈留卫兹倾囊相助，基本上世家之人都押注到袁绍、袁术兄弟身上。所以起兵之初曹操的势力很弱小，又经过战败，最终带着千余残兵驻扎河内休养。

直到初平二年（191年），东郡为黑山贼攻破，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，经过两年浴血奋战，曹操这才夺取东郡，有了立足之基。初平三年，刘岱败亡后，又被推举为兖州牧，击败黄巾后“收其精锐者，号为青州兵”，这才逐渐强大起来。

但实力的增长，并不代表就被世家认可，所以曹操在兖州大开杀戒，杀了边让等一众兖州名士，所以后来以陈宫、张邈为首的兖州世家背弃了曹操，迎吕布入兖州，差点就颠覆了曹操集团。

建安元年（196年），曹操迎天子于许昌，占据大义之后，这才发展起来，讨吕布、灭袁术、降张绣……最终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，统一中原、河北之地，此时已经到了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。直到此时，曹操才掌控了北方世族的命脉。

但这并不代表着世家就能完全为曹操所用，附于大汉江山吸血数百年，世家已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，不是那个诸侯能强行命令的，就算明面上服从，暗中拖后腿的事也屡见不鲜。这年秋天，曹操南征刘表，冬天赤壁之战爆发，没失去北方世族的支持的曹操，被南方世族联合刘备、孙权狙击，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。

再之后，围绕荆州三方角力，谁也无法获得胜利，加上后方不稳，曹操不得不暂时转移重心，三国鼎立的局面开始成形。

为了能统一天下，曹操不得不求贤于野，颁布“唯才是举”诏令。因为到此时，曹操与世家之间走的愈来愈远。

尽管一开始世家支持的是袁绍、袁术，但并不是说曹操就没有世家的支持者。如荀彧、荀攸，都是很早就开始追随曹操的。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原因，但这是事实无可辩驳。

在袁术、袁绍相继败亡后，北方世族已经没有了选择，无论愿意与否，都必须要支持曹操——哪怕只是明面上。

实力雄厚的大汉世族，支持一方诸侯，为的是自己的利益，是自己能在其中起到主导作用，显然，对于以武起家的枭雄曹操来说，这是无法忍受。所以在曹操的政权中，除却最早支持他的荀彧、荀攸，几乎没有身居高位的世家大族。如果有，那也是空有名头而无法掌握实权。

所以一直以来，曹操都是大力提拔寒门子弟，他的那些后世闻名的手下，郭嘉、贾诩出身寒门，程昱被视为酷吏，五子良将、许褚、典韦、臧霸、庞德等全都出身不佳，大概也就李典算得上地方豪强。所以，曹操一直都在重用寒门子弟，但为了团结世族，防止内部分裂，只用而不说。而世族出身的崔琰、孔融等，后来都被曹操借故诛杀。

但是，随着势力的增长，曹操的野心也逐渐增长。建安十三年，在曹操的谋划下，废三公，置丞相，不久后，曹操出任其职，进一步独揽大权。

这导致曹操和以荀彧为首的世家之间的矛盾加剧。曹操需要的人才，是能完全听命于他的，是执行者的角色，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世家有自己的诉求，只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一面。于是乎，失去了北方世族的支持，曹操南征失败，灰溜溜从荆州折返。

他终于彻底明白了世家的本性，于是不再有期盼，但屈服也是不可能的，从起兵之初到权倾天下，他经历了太多的艰险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

于是，在消弭了赤壁失败的影响、稳固了北方的统治之后，建安十五年，曹操终于颁布诏令，“唯才是举”，向天下寒门广纳贤才。

是的，求贤令的主要面对的就是寒门，因为世家子弟无需如此，只要愿意出仕，就不愁无人举荐。

曹操广纳贤才，一方面是为了打破世家对选官制度的垄断，以此来逼迫世家妥协；另一方面也是想要以此推动自己统治地区的发展，为统一天下积蓄力量。

四、求贤令的效果

求贤令历来被史学家看作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重要佐证，但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得而知，史料中没有记载求贤令颁布后，曹操又招募了那些人才。

但可以想象，以曹操的为人，既然选择了公开与世家之间的裂痕，肯定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。自求贤令颁布到曹操去世的十年间，在没有世族的配合下，曹操的实力是一直在增强着的，所以曹丕才能在结果魏国权柄之后就立即逼迫汉献帝禅让，可见这十年中，求贤令对曹操政权的稳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

五、求贤令的影响

建安二十五年（220年），曹操去世，曹丕篡汉改元，在陈群的建议下，逐渐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，“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谓世族高卑”，是曹操“唯才是举”的进一步拓展。但曹丕之后的魏国皇帝，没有曹操的雄才伟略，这一制度逐渐沦为世家大族把控朝政的重要手段。可以说，九品中正制从法律上为世家门阀垄断官职提供了保障。尤其是司马氏在世族的支持下代魏以来三百年间，这种制度逐渐发展壮大，以致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。

但是，求贤令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一种选拔人才的思路，这才有了后来的科举制。隋唐时庶族地主兴起，科举选官盛行以后，才逐渐打破世家操纵管制的局面，实现了“唯才是举”。